（一）巴金百年人生大事年表
    1904年，1歲，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門正通順街一個官僚地主大家族。本名李堯棠、字芾甘，取自《詩經(jīng)》中〈召南•甘棠〉首句“蔽芾甘棠”。
    1909年，6歲，在父親李道河任所——四川廣元縣衙內——家塾就讀，除隨先生學習《三字經(jīng)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古文觀止》等傳統(tǒng)蒙學讀物外，在晚間從母親學讀《白香詞譜》。
    1911年，8歲，辛亥革命爆發(fā)，父親辭官。隨父母返成都，繼續(xù)在家塾就讀。
    1914年，11歲，母親病故，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盤山。母親“愛一切人”的教誨對巴金一生影響頗大，后來稱母親為自己的“第一個先生”。
    1917年，14歲，父親病逝，大哥挑起長房生活重擔，大家庭矛盾加劇。自是年起，巴金在晚間隨就讀于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的香表哥學習英文。
    1918年，15歲，秋季入成都青年會英文補習學校，一月后因病輟止，繼續(xù)在家從香表哥學習，其間直接閱讀狄更斯的《大衛(wèi)•科波菲爾》和史蒂文森的《寶島》等英文原著。
    1919年，16歲，“五四”運動爆發(fā)，新思潮涌入四川。巴金接觸到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評論》、《星期評論》、《少年中國》、《少年世界》、《北京大學學生周刊》、《星期日》、《學生潮》、《威克烈》等各種新刊物。
    1920年，17歲，祖父病故，大家庭內部的爭斗和傾軋更為加劇。讀克魯泡特金《告少年》、廖亢夫的劇本《夜未央》中譯本及《實社自由錄》第一集中刊登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愛瑪•高德曼的文章，第一次了解到無政府主義的要義，其后稱高德曼為“精神上的母親”。這一年還有一件可記的事，巴金參加了成都學界反對軍閥劉存厚的請愿及集體罷課活動。這是巴金第一次參與社會斗爭。
    1921年，18歲，參與編輯成都無政府主義刊物《半月》，以“芾甘”為署名，發(fā)表了有生第一篇文章《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》。是年，參加并組織了帶有“無政府主義”傾向的秘密團體——“均社”，并發(fā)表了《均社宣言》。從此，巴金開始以“安那其主義者”自命。
    1922年，19歲，七月，新詩《被虐者底哭聲》（共十二首）發(fā)表于《時事新報》副刊〈文學旬刊〉第44期。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巴金發(fā)表的最早的文學作品。
    1923年，20歲，秋季入上海南洋中學；年底赴南京入東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補習班。
    1926年，23歲，《五一運動史》于是年四月出版，該書是目前所見的巴金第一本單行出版的書。
    1927年，24歲，一月，乘法國郵船“昂熱號”離滬赴法，二月抵巴黎，沿途寫有《海行雜記》三十八則。是年，譯著《面包略取》（克魯泡特金著）由上海自由書店出版，這是巴金單行出版的第一本譯著。
    1928年，25歲，八月，完成中篇小說《滅亡》，署名“巴金”。譯著托洛斯基《托爾斯泰論》，亦署名“巴金”，載于十月十八日《東方雜志》第十五卷。此文較《滅亡》早發(fā)表近三個月，是以“巴金”署名最早見于報刊的文章。
    1929至1933年輾轉上海、南京、北平等地，出版《家》、《霧》、《雨》等代表作品，譯完克魯泡特金的《我的自傳》等。
    1934年底赴日本。1935年4月6日，住處被日本警方搜查，并被帶到神田區(qū)警察署拘留14個小時。同年8月，由日本回國，任上海文化生活社總編輯。
    1936年10月初，巴金與魯迅、郭沫若等21人聯(lián)名發(fā)表《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》，文藝界抗日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形成。
    1937年7月，抗戰(zhàn)爆發(fā)，與茅盾編《吶喊》；后上海陷落，輾轉武漢、重慶、成都、昆明等地，完成《春》、《秋》等大量作品。
    1944年5月，在貴陽與相戀8年的蕭珊（原名陳蘊珍，1917生，浙江寧波人）結婚。年屆四十，巴金終于找到至愛。
    1946年，43歲，8月到12月，《寒夜》開始在《文藝復興》上連載。次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，這也是巴金建國前創(chuàng)作的最后一部小說。

（二）巴金百年人生大事年表
    1949年6月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，被選為文聯(lián)常務委員和文協(xié)（后改為作協(xié)）常務理事。9月，在京參加政協(xié)會議，當選政協(xié)委員。10月1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參加天安門城樓觀禮。
    1952年，正是“朝鮮戰(zhàn)爭”時期，赴朝鮮戰(zhàn)場實地訪問8個月，寫出了大量催人淚下的文章。電影《英雄兒女》，即是根據(jù)他此時采訪寫下的小說《團圓》（《團圓》最后寫成于1961年7月；1963年，毛峰、武兆堤將其改編為電影《英雄兒女》。）改編的。
    1966年8月，中國作協(xié)上海分會貼出攻擊巴金的大字報，不久巴金即遭批判，被關進“牛棚”。
    1967年5月，《人民日報》發(fā)表署名文章，巴金被點名批判。隨后在上海奉賢縣“五七干校”勞動兩年半。
    1973年，70歲，“四人幫”在上海的代理人宣布對巴金的處理意見：“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，不戴反革命帽子，發(fā)給生活費，可以搞點翻譯。”巴金埋頭重譯屠格涅夫的《處女地》。
    1977年，74歲的巴金恢復寫作權利，于是年五月，在《文匯報》上發(fā)表了他復出后的第一篇文章《一封信》。
    1979年，76歲，四月，巴金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抵赴巴黎訪問，這是他自1928年離開法國后的第一次重訪。是年底，《隨想錄》（第一集）由三聯(lián)書店香港分店出版。這是巴金復出后最重要的文集，主張說真話，主張對“文革”進行反思，提出了作家的“責任”問題。
1981年，78歲，關于建立“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館”的倡議得到茅盾、葉圣陶、夏衍、冰心、丁玲、臧克家、曹禺等作家的贊成和支持，該館籌備委員會于本年12月在北京成立，巴金、謝冰心、曹禺等九人為委員。
    1991年，88歲，致信在四川舉行的巴金學術研討會，申明“我提倡講真話，并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。正相反，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，欠下還不清的債。因為病……以后我很難發(fā)表作品了。但是我不甘心沉默。我最后還是要用行動來證明所寫的和我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，說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。一句話，我要用行為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來的一切。”
    1993年，90歲，獲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頒發(fā)的“資深作家敬慰獎”及意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獎評委會特別獎。
    1999年，96歲，二月八日，春節(jié)期間因呼吸道感染突發(fā)高熱，并出現(xiàn)急性呼吸衰竭，送華東醫(yī)院搶救成功，但因年高體弱病情反復，從此未能出院。經(jīng)國際小天體命名委員會批準，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施密特CCD小行星項目組發(fā)現(xiàn)的一顆小行星為被命名為“巴金星”。
2003年，11月25日，巴金的人生歷程超越了一百歲的界線。

（三）巴金簡介
    巴金走過了一個世紀。在這變幻的100年中，他有過成功的歡欣，有過屈辱的磨難，有過痛苦的懺悔，有過平靜的安寧。巴金的人生，映照著一代五四知識分子坎坷而不平凡的命運。對巴金的祝福和紀念，也是對上個世紀許多像他一樣的知識分子的懷念，是對我們的民族經(jīng)歷的百年風雨的記憶與思索。
    作為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，巴金以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等一批長篇作品影響了幾代青年人，也奠定了他在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史中不可動搖的地位。巴金在文革結束后所著的《隨想錄》，更是以中國第一部敢說真話的作品而著稱，被譽為“力透紙背，情透紙背，熱透紙背”的著作，標志著巴金的創(chuàng)作進入了巔峰。而這部作品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作品本身。在那個特殊的年代，巴金不畏生死，率先直面自己，以無畏的勇氣拷問自己的思想和靈魂，發(fā)出了人人想說，人人都覺得應該說但人人都沒有勇氣說的真實的聲音，對文壇和社會的震憾，石破天驚。
    巴金，原名李堯棠，祖籍浙江嘉興，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宦家庭。
    “五四”運動中，接受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，于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語專修學校攻讀英語，參加進步刊物《半月》的工作，參與組織“均社”，進行反封建的宣傳活動。1923年赴上海，不久到南京東南大學附中讀書，1925年夏畢業(yè)后經(jīng)常發(fā)表論文和譯文，宣傳無政府主義。1927年赴法國，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《滅亡》，該作品從1929年1月在《小說月報》以“巴金”署名連載發(fā)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，從而開啟了他的文學創(chuàng)作道路。1928年冬，巴金回國后寓居上海，數(shù)年間著作頗多，主要作品有《死去的太陽》、《新生》、《砂丁》、《萌芽》和著名的“愛情三部曲”——《霧》、《雨》、《電》。1931年在《時報》上發(fā)表著名的長篇小說“激流三部曲”之“首曲”——《家》，該作不僅是巴金的代表作，也是我國現(xiàn)代文學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。
    巴金1934年在北京任《文學季刊》編委；同年秋天東渡日本。次年回國，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，出版“文學叢刊”、“文化生活叢刊”、“文學小叢刊”。1936年與靳以創(chuàng)辦《文季月刊》，同年與魯迅等人先后聯(lián)名發(fā)表《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》和《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》?？谷諔?zhàn)爭期間輾轉于上海、廣州、桂林、重慶等地，曾任《吶喊》周刊（后改名《烽火》）發(fā)行人、主編，擔任歷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(xié)會的理事。1938年和1940年分別出版了長篇小說《春》和《秋》，完成了“激流三部曲”；1940年至1945年又創(chuàng)作了“抗戰(zhàn)三部曲”《火》，抗戰(zhàn)后期創(chuàng)作了中篇小說《憩園》和《第四病室》，1946年完成長篇小說《寒夜》，短篇小說 《神》、《鬼》?？箲?zhàn)勝利后主要從事翻譯、編輯和出版工作。
    巴金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，當選文聯(lián)常委。1950年擔任上海市文聯(lián)副主席，1960年當選中國文聯(lián)副主席和中國作協(xié)副主席。“文革”中遭到了殘酷的迫害。1978年起在香港《大公報》連載散文《隨想錄》，1985年由他倡議的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館建立。1982年至1985年相繼獲得意大利但丁國際榮譽獎、法國榮譽勛章和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、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名譽院士稱號等殊榮，成為中國文壇的泰斗。
    屆今，這位文壇老人已躍過百歲人生界線，成為古往今來、中外東西最年長、也最受人尊敬的文壇作家。

（四）少年軼事
    巴金于1904年11月25日，出生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。用他后來的話講，他“在二三十個所謂‘上等人’和二三十個所謂‘下等人’中間”度過了他的童年。
    但巴金與許多出身于華貴的人不同的，他在被喚作“四少爺”的同時，卻最愿意與仆人們在一起，喜歡聽這些人講他們各自的悲慘故事。
    轎夫老周，即是那時巴金最常親近的人。巴金常在馬房里聽他講故事。那時在他們家的馬房后，有一個轎夫們的廚房。他們做飯時，巴金就去幫他們燒火。坐在灶前的一塊石頭上，巴金不停地把柴放進去，結果常常把火弄滅了。這時，老周就把他拉開，用鉗子往灶膛里捅幾下，火又“蹭”地冒了起來。放下鉗子，老周告訴巴金：“你要記?。喝艘倚模鹨招?。”
    上世紀90年代中期，有一次記者與巴金聊天，他很悲哀，說自己這輩子沒做什么，現(xiàn)在又成為大家的包袱。記者安慰他，說他的那些作品，影響了幾代人，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財富。巴金卻哀哀地說：“我的幾百萬字作品，還不及老周的八個字。”——老周的八個字，就是：“人要忠心，火要空心。”可見，巴金不僅記住了這八個字，而且深深地把它們刻在心扉上，融化在血液中。
    在富裕的環(huán)境里，小巴金接觸了聽差、轎夫們的悲慘生活，在偽善、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，他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。巴金一直到現(xiàn)在還記得5歲那年，仁慈的母親深深地責備了三哥，事情的起因只因為三哥打了丫頭；父親在審案時動用毒刑，經(jīng)母親勸說過后不再用刑……母親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愛的種子。
    母親交給了小巴金要“愛一切人”。所以在大家庭里，巴金喜歡和“下人”們在一起。他常說：“我是在仆人、轎夫中長大的。”“在鴉片煙燈旁邊，我曾幫過轎夫們燒火煮飯。在這一群沒有知識、缺乏教養(yǎng)的人中間，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態(tài)度，我得到了那個近于原始的正義的信仰，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。”
    “我說我不是做一個少爺，我要做一個站在他們一邊、幫助他們的人。”在巴金的心靈深處，暗暗隱藏著一種“贖罪”的心情：“老一輩的罪過，要由我們去償還。”巴金通過《滅亡》中李靜淑之口說出自己的誓言：我們宣誓我們這一家的罪惡應該由我來救贖。從今后我們就應該犧牲一切幸福和享樂，來為我們這一家，為我們自己向人民贖罪，來幫助人民。

（五）筆名“巴金”的來歷
    巴金的本名，即學名叫李堯棠，號芾甘。此外他還有一個小名，叫升麐；他大哥的小名叫果麐，麐哥的小名叫安麐，一個兄弟的小名叫開麐，都是依“麐”字排下來的。
    成年后的巴金，除“巴金”之外，還用過“壬平”、“極樂”、“佩竿”、“黑浪”等筆名。后來，巴金曾回憶說：

    當時舊金山有位華僑，辦了刊物《平等》，我供稿子，文章寫多了，用一個名字不太好，就時常換名字，隨時想起隨時用，沒有考慮什么用意。時間太久了，有些事一時記不起，看到文章就能回憶起來。

    關于“巴金”筆名的由來，至今國內外研究者還有些不同的說法，許多人猜測這兩個字來自于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。其實不然。巴金在八十年代接受青年學者陳思和等人采訪時，曾說：

    我在法國的沙多－吉里寫小說《滅亡》，并沒有想到拿它發(fā)表，只想自費印刷幾百冊送給大哥和一些熟人。我找個朋友（按：即當時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索非）幫忙。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，想到一個在法國的留學生，不久前在昂熱自殺的巴恩波，就采用了一個“巴”字，以示紀念；“金”是那個學哲學的朋友建議采用的。“巴金”不是我有意取的筆名，那時候我并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學聯(lián)系在一起?！稖缤觥芳淖吆?，我去巴黎，胡愈之找我為《東方雜志》翻譯托洛茨基紀念托爾斯泰的文章，我在譯稿（《托爾斯泰論》）上署名“巴金”。后來，這篇后署“巴金”的論文卻先發(fā)表了（按：該文載于1928年10月《東方雜志》第二下五卷第十九號），最先署“巴金”的小說《滅亡》是1929年才開始在《小說月報》上連載的（按：載《小說月報》第二十卷第一期）。實際上還是《滅亡》最早用“巴金”這個筆名。

    除此之外，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寫給前蘇聯(lián)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，也對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：

   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寫好《滅亡》要在原稿上署名，我想找兩個筆畫較少的字。我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《倫理學》，我看到了“金”字，就在稿本上寫下來。在這時候我得到了一個朋友自殺的消息，這個朋友姓巴，我和他在法國Cha–teau-Thierry同住了一個不長的時期。他就是我在《死去的太陽》序文中所說的“我的一個朋友又在項熱投水自殺”的那個中國留學生。我們并不是知己朋友，但是在外國，人多么重視友情。我當時想到他，我就在“金”字上面加了一個“巴”字。從此“巴金”就成了我的名字。

    “巴”，顯而易見指的是那位早逝的同學巴恩波；至于“金”，不難見到其實指的就是克魯泡特金。克魯泡特金（1842～1921；Kropotkin，PiotrAlekseevich）是俄國民粹主義革命家、地理學家和世界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理論家、活動家。他流寓英國約30年，潛心于無政府主義理論的研究著述，繼承并發(fā)揮P.J.蒲魯東、M.A.巴枯寧的學說，提出一整套關于無政府共產(chǎn)主義的理論。巴金15歲的時候，無意中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《告少年》。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從上海寄給他的。這本書深深震撼了他的靈魂，書里面全是他想說而沒法說清楚的話。那雄辯的筆調簡直要把15歲的巴金的心燒化了。他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，每夜都拿出來，讀了流淚，流過淚又笑。“從《告少年》里我得到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，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夢，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，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滅。”從那開始，巴金即成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，而且終身不渝。
    巴金一生寫過九百多萬字的文章，用過二十多個署名。但“巴金”這一名字用得最多，也最為大家所熟知。從“巴金”這一筆名的來源，不難看出巴金本人對友誼的懷戀和對信仰的堅決。

（六）巴金和無政府主義
    有這樣一個故事。“1945年8月，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從延安飛重慶，在談判的余暇也會見了一些文化界人士。巴金就是在這時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。毛澤東對巴金說：“奇怪，別人說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。”巴金答道：“是啊，聽說你從前也是。”
    這個故事足以表明巴金的無政府主義信仰。也可看出無政府主義20世紀初在中國的影響。
    巴金是15歲那一年開始接觸無政府主義的。那時正是1919年，“五四運動”爆發(fā)不久。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從上海寄給他一本克魯泡特金的《告少年》。這本書深深震撼了他的靈魂，書里面全是他想說而沒法說清楚的話。那雄辯的筆調簡直要把15歲的巴金的心燒化了。他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，每夜都拿出來，讀了流淚，流過淚又笑。“從《告少年》里我得到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，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夢，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，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滅。”從那開始，巴金即成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，而且終身不渝。

（七）真實的巴金
    晚年的巴金，曾經(jīng)說“長壽是一種懲罰”。他不只一次說到這個問題，他認為自己年紀太大了，對別人是負擔，自己又不能工作，是一種在而不健，生存就沒有意義了。他一生最大的快樂，就是把心掏給作者，把作品拿出來跟大家交流，失去了這一切以后，他就覺得自己生存實在是沒有意思，何況又確實真是很痛苦。
    巴金年輕的時候，為了創(chuàng)作，經(jīng)常熬夜。有時編刊物的朋友們逼稿，刊物又不能延期，他就常常熬夜。巴金后來說：“那時身體好，不怕熬夜。”
    一般的印象中，許多作家都是隨身帶著一個小本，看到什么好的素材，就先抄下來。但巴金卻沒有這一習慣，他身邊從來不帶什么小筆記本，寫小說之前也沒有事先寫提綱的習慣（現(xiàn)代文學史上，許多大家，例如茅盾，在寫小說之前，都是要寫提綱的）。
    至于巴金寫作時的狀況，令后世感到最好玩的，是他夏天進行創(chuàng)作時的情景。80年代，他與姜德明在一次閑談中曾說：

    我年輕時很怕熱。夏天，我喜歡打赤膊寫作。光著背，只穿一條短褲。

    巴金后來還回憶說：“我在什么情況下都能寫作?；疖嚿?、輪船里、小旅館的油燈下，臨時主在的朋友的家里，……什么地方都可以寫?？箲?zhàn)期間，我隨身帶著一塊墨，走到什么地方，找個小磁盤，倒上一點水，磨好墨就寫。除了一枝筆，我是一無所有。”
    還有這樣一個故事。馬紹彌是巴金的養(yǎng)子，母親羅淑在生下紹彌20天后，得產(chǎn)褥熱病，不幸逝世了。11歲那年，父親馬宗融又在貧病中逝世。馬紹彌的父親生前是復旦大學法國文學教授，是巴金的朋友。巴金在料理完友人的喪事后，便把紹彌接回了自己家。從此，馬紹彌成為巴金家中的一名成員。
    小學畢業(yè)那年，馬紹彌拿著學校發(fā)的履歷表為難了。因為他不知道，在家庭成員、社會關系這些欄目中，該怎樣填？回到家，紹彌將履歷表交給巴金。巴金看了看，在家庭成員一欄中填下這行字：

    李堯棠父執(zhí)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職員。

    寫完后，巴金又關照了一句：“你以后就這樣填。”
    此時正是50年代初，“巴金”之名早已蜚聲文壇，新中國一成立就在文化界擔任要職。但是，在巴金心中，他只不過是一名編輯，一個職員。

（八）愛國的巴金
    年輕時的巴金，盡管信奉過無政府主義，但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，一直是巴金性格中最為突出的兩部分。
    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，巴金在國際上獲得眾多獎項，但在每次答詞中，巴金從來都不把榮譽歸為自己，而是國家。在接受法國榮譽勛章時，巴金說：“這次總統(tǒng)閣下光臨上海，在我病中給我授勛。我認為，并不是我個人有什么成就。這是總統(tǒng)閣下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尊重，對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的尊重，這是法國人民對中國人民友好的象征。”
    1949年7月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京召開。會議期間，巴金與葉圣陶先生相遇，兩雙手緊緊握在一起，兩雙眼相互注視著，不覺都熱淚盈眶。原來，在此以前，在香港的葉圣陶誤聽別人傳言，以為巴金去了臺灣，非常著急。于是，便寫信給在上海報界工作的黃裳，表示惋惜。黃裳把葉老的關心轉告了巴金，巴金很感激。確實，曾有人勸巴金移居海外，但是巴金沒有聽。他覺得，既然人民擁護共產(chǎn)黨，他就應該留下來，和人民在一起。
    “對我的國家和人民，我有無限的愛。”巴金經(jīng)常這樣說。1979年，巴金從“文革”的磨難中走出后，重訪青年時代留學的巴黎。每天早晨，靜靜地坐在窗前椅子上，他說，他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，而是上海的淮海路，北京的長安街，杭州的西子湖，成都的雙眼井……他想念祖國，想念親人。

（九）巴金談文學
    巴金曾經(jīng)說過這樣的話：

    有人把文學的作用，一會兒說得很高，好像能治百病；一會兒又不重視，隨時可以把一些作家、作品打下去。其實，文學的作用主要是長期水滴石穿，潛移默化。我文章中反復講，說空話沒有用，還是做點實際事情好；我寫了幾百萬字，很難看出有什么實際作用。我想做些實際工作，可是又不會做。我就有了矛盾，有了痛苦。我只能寫寫文章，努力寫真話，結果還是好像講了空話。

    巴金所堅持的，正是“水滴石穿，潛移默化”的文學觀，他的“激流三部曲”是這樣，《隨想錄》也是這樣。

（十）巴金的晚年的兩個願望
    巴金晚年一直有兩個愿望，第一個是現(xiàn)代文學館，第二個是文革博物館。
    1985年巴金即倡議建立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館，他覺得，很多的資料散失在私人手里，不能集中起來供研究者去研究，是一件很大的損失，他就希望有這么一個機構，能把我們國家那么多年積淀下來的文化資料放起來供人研究。他看到中國興批判，批判以后這些文章就見不著了，這種博物館性質的館藏，它雖然不說話，但它在那兒擺著，后人就可以根據(jù)這個能夠發(fā)掘一些里邊的內涵，能夠更了解當時的社會發(fā)展形勢。如果還保存在私人手里，再遇到文化大革命就全完了；如果在一個國家機構里就能得以保存。所以他特別希望有一個機構能把這些資料完整的、完好的保存下來。
    現(xiàn)代文學館的愿望，巴金已經(jīng)實現(xiàn)了。現(xiàn)在對于他而言，還有一個，那就是修建“文革博物館。”對此，巴金曾說：

    我寫文章主張建立“文革博物館”，收到很多不認識的人來信，都贊成這個意見。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贊成。只要經(jīng)過“文革大革命”的，沒有人會不贊成。“文革”已經(jīng)過去十年，“文革”造成的精神和物質的災難，永遠留在歷史上，這是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歷史教訓、我寫了幾篇文章專門談這件事。


（十一）《隨想錄》是部什麼樣的書？
   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無疑是《隨想錄》。對巴金寫作這部作品的背景，《巴金傳記》是這樣說的：

    “《隨想錄》的那篇短短的‘總序’和談影片《望鄉(xiāng)》的第一篇，都是1978年12月1日寫的，同時發(fā)表在同月17日《大公報•大公園》上。這個日子很有意思，因為第二天，12月18日，有著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十一屆第三次中央全會開幕。鄧小平說：‘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，我們冷靜地估計了形勢，考慮今后的路怎么走，界限的劃分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，這次會議確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針和政策’。……三中全會的召開，巴金開始發(fā)表《隨想錄》，這兩件事情同時發(fā)生，表示全中國的人，從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高層領導，到一個普通的作家，都在深思同一個題目：過去的那一切災難是怎樣發(fā)生的，今后的路要怎樣走？”

    巴金的思考就寫在這本《隨想錄》中。全書五集一百五十篇，包含了作者對歷史特別是對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深層思考。所謂“文化大革命”，“就是披著‘左’的外衣的宗教狂熱。那么人獸轉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‘革命’外衣的封建主義的道路了”。他提出了一個建立一個“文革博物館”的主張：

    用具體的、實在的東西，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，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，究竟發(fā)生了什么事情？！……只有牢牢記住“文革”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，阻止“文革”的再來。

    人們無從預測一座叫做“文革博物館”的建筑物何年何月才會出現(xiàn)在地面上，但是，正如一些評論巴金的文章所指出的：“這部書，可以說就是一座袖珍的‘文革’博物館。假如他年真的有那么一天建成了這博物館，那么這書將是博物館的最詳盡的說明書。”
    另外，巴金也和他的養(yǎng)子馬紹民說過，他的所有作品中，他最滿意的是《隨想錄》。

（十二）巴金故事•錢是用來買書的
    巴金大部分的藏書，現(xiàn)在都已捐出去了。但在原先，汽車庫、儲藏室、閣樓上、樓道口、陽臺前、廁所間、客廳里、臥房內……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內，曾經(jīng)到處都是書。巴金愛書，在文化圈內是出了名的。他的藏書之多，在當代文人中，恐怕無人可比。
    藏書多，自然在于書買得多。
    巴金胞弟李濟生曾談起四哥愛書、買書的情況：

    說到他最喜愛的東西，還是書。這一興趣從小到老沒有變。在法國過著窮學生的清苦生活時，省吃儉用余下來的錢，就是買自己喜愛的書。有了稿費收入，個人生活不愁，自然更要買書。“一•二八”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毀去了他的住處，收藏的書也隨之毀了。習慣已成，興趣所在，書慢慢地又積累起來。去日本小住一年，就買了許多英日文版書帶回來。有的名家作品他會不遺余力地搜集各種文字的譯本。住屋幾乎全放滿了書。解放后搬了家，房子寬敞了，書架、書櫥也隨之增多增大。書房內四壁皆書，客廳內也順墻壁一溜立上4只大書櫥，連走廊上、過道上也放有書櫥。一句話，無處不是書了。

    1949年，上海解放前夕，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據(jù)，只剩下57元銀元。蕭珊從菜場買來價廉的小黃魚和青菜，用鹽腌起來，晾干。每天取出一點，就算全家有了葷腥蔬菜吃了。這兩只菜，竟然支撐了全家半年的伙食。
    一天傍晚，樓梯傳來巴金沉重的腳步。蕭珊和養(yǎng)子紹彌迎了上去，只見他提著兩大包剛買的書，氣喘喘的。蕭珊問道：“又買書了？”“嗯，當然要買書了。”巴金回答道。從來就十分尊重，也什么都依著巴金的蕭珊，這時說了一句：“家里已經(jīng)沒有什么錢了。”巴金問也不問家里到底還有多少錢，日子能不能過下去，就說道：“錢，就是用來買書的。都不買書，寫書人怎么活法？”
    第2天，他又帶著孩子們去逛書店了。
    巴金買書真的沒商量。
    在現(xiàn)存的300多封巴金與蕭珊的通信中，有不少內容是關于寄錢買書的。1949年9月20日巴金書信蕭珊：“昨天剛寄出一信，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。我還沒有到開明去拿錢，過兩天我會去拿的。其實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錢，不過來北平一趟總得買點東西帶回去送人，我自己也想買幾本書。”從中可以看出，巴金這時在北京，準備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。巴金已寄信囑蕭珊匯錢來，等不及又發(fā)信回去。
    這是一封巴金寫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，其中有這樣一段：

    這次買書較少，已寄了幾包回去，大概還有幾包。

    這次寄信的地點也是在北京。據(jù)說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巴金去北京，沒有一次不買書回來的。琉璃廠、王府井，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。

（十三）巴金是怎麼走上文學之路的
    巴金在懷念他大哥的那篇文章里，曾經(jīng)很沉痛得說過這樣一段話：

    后來他居然幫助我和三哥（二叔也幫了一點忙，說句公平的話，二叔后來對待大哥和我們相當親切）同路離開成都，以后又讓我單獨離開中國。他盼望我們幾年以后學到-種專長就回到成都去“興家立業(yè)”。但是我和三哥兩個都違背了他的期望。我們一出川就沒有回去過。尤其是我，不但不進工科大學，反而因為到法國的事情寫過兩三封信去跟他爭論，以后更走了與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。不僅他對我絕了望，而且成都的親戚們還常常拿我來做壞子弟的榜樣，叫年輕人不要學我。

    1923年，巴金從家庭出走，到上海、南京等地求學。之后的1927年1月，巴金登上了遠赴巴黎的航船，那一年，他二十三歲。當時的愿望是到法國學一門可以“興家立業(yè)”的技藝。
    然而到法國后，在無政府主義發(fā)源地的法國，各種思想毫無疑問地沖擊著巴金那顆年青的心，同時，國內的革命與反革命的戰(zhàn)爭也觸擊著他的心靈。
    那時的巴金想念祖國，想念親人，感情無法宣泄，無處傾吐。巴黎圣母院的鐘聲讓年青的巴金無法入眠，在接下來的一個個無眠的夜晚，巴金用筆開始宣泄他的愛與恨、悲哀與歡樂、受苦與同情、希望和掙扎。于是，便有了《滅亡》。再之后便有了《家》及“激流三部曲”，遂一發(fā)而不可收！